【社友专栏】那一天，我在法庭上与检察官对杠

我参与过本案刑案部分的最前面小一段，当时我在庭上，还与检察官发生言语冲突，所以印象深刻。但我真正感慨的是，美国司法制度中，检察官与律师在庭上发言的可信度大大有问题。

我参与过多次陪审员出庭待命候选，最长的是九天，远赴比佛利山法院，最后还没有被中选。唯一全程参与审判裁决的历时四天。2015年这次好像是三天，我是最后一个被踢出来的陪审员候选人。

检辩双方在决定12位正选陪审员、2位备选陪审员之前，必须从上百位人选中，选出他们认为对己方最有利的人选，排除有利益冲突、先入为主偏颇立场、本身或亲朋好友曾是犯罪受害人或曾被刑定罪，或单纯看某人不顺眼等等，但检辩任何一方认可的人选，可被对方无条件剔除，法官也有权更换。所以组成一个14人陪审团很不容易，需要三至五天，甚至更长，都很常见。

那天我是最后一批被叫进法庭内，接受检辩双方质询的候选人，除了回答一份制式问卷之外，双方律师还会逐一质询候选人。

由于时间有点久，细节不记得，检察官问我的问题大约是，如果在速限65哩的路段，驾驶人开到66哩，应不应该被开罚单之类的问题。

但在洛杉矶开车的人都知道，没有人会在65哩的路段开65哩，这种问题拿到刑事庭上来作比喻，非常之愚蠢。我一听，火气就上来了。

检察官的原始动机，我能理解，很可能是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只要符合罪成的定义就该被定罪，那怕只是违法之处不甚严重亦同。但性侵这种大事，怎能用超速一哩这种情况来类比！

检察官提出问题后，还絮絮叨叨的讲了一大篇道理，最后再补上一句：“我并不是在压迫你！”(I am not pressing You !)

本人的脾气向来很火爆，在他说完最后一句后，还没等法官示意我可以回答，我立马很不高兴的回怼检察官：“你这就是在压迫我！”(You are pressing me ! )然后也讲了一篇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好像很少见我这么凶的陪审员，而且我是当天唯一唱反调的陪审员。

检辩双方都没有再对我发问，但也没有主动把我踢出去。然而我是最后一批候选人的最后一个，在我之前，双方恰巧补满了14个陪审员的名额，我就成了“编余人员”。法官当庭宣布我被解除召集，可以回家了。

我离开陪审员席走出去时，还狠狠瞪了检察官一眼，而检察官则微微向我点了一下头。

当天我离开法庭后，审判程序立刻展开，检辩双方开始开场陈词，想当然尔，检方一定会说，被告如何如何有罪，辩方则会强调，在没有足够证据之下， 被告是无辜清白云云。

我因为参与过一小段，所以也盯着新闻发展。没想到全案审了几天，突然教练被告与检方达成认罪减刑协议，以180天刑期成交，全案停审，前面大费周章的选择陪审员、传召证人、检辩双方陈词等等，全部白忙一场。

美国有大约八成以上 (具体数字要再查)刑事案件是以认罪协议方式结案，也有不少案件是审到一半达成协调，所以也不算太奇怪。

但吊诡的是，那些开审之后才达成认罪协议的案子，检辩双方都会力陈被告是如何的有罪或无辜，而一旦达成协议，律师们前面那些在法庭上说的话，就变成了十足的谎言，或者至少是“打了折扣”的事实，非常讽刺。

以该案而言，如果该田径教练如果是清白的，为何律师要在庭上宣称当事人是无辜之后，又同意认罪？这种自打嘴巴的事，每天都在法庭上演。

虽然很多认罪减刑的案件，有法律实务面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但我始终认为，法律在很多情况下只是选择性的正义：被宣告无罪的人，并不等于完全清白，反之亦然。(Not guilty is not necessarily totally innocent, and vice ver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