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專題】揭露白恐苦悶社會 蔡寬裕談被迫戴上面具的過往

【記者/陳韋彤 攝影/柯博文】

「《返校》相較於當年的經歷,僅是輕描淡寫。」曾為白色恐怖受難者、現任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長蔡寬裕描述,在當時苦悶的社會氛圍底下,人們面對「一個咬一個」的舉發,或是屈打成招的刑罰都是常態。蔡寬裕指出,雖然《返校》強調出軍國主義下的壓制,但在那個年代中不當審判並不只限於「參與」讀書會,僅是貼上相關標語都會被判刑。

「兩度被捕、三次坐牢」

提起過往經歷,蔡寬裕介紹自己曾兩度被捕、三次坐牢,分別因「劉自然事件」、受友人牽連、「泰源事件」而被判刑,其中由於「泰源事件」發生當下他還在服刑中,在刑滿後又被增加3年刑期,直到1975年才出獄。1957年蔡寬裕第一次被逮捕,因當發生「劉自然事件」時,他在課堂上以法律的層面切入事件並評論台灣與美國之間的不平等條約,然而當晚,政府便以煽動罷課抗議為由逮捕蔡寬裕。

2020226_200227_0008蔡寬裕描述,「《返校》相較於當年的經歷,僅是輕描淡寫」。

蔡寬裕直言,他未到過抗議現場,也未參與暴力,僅僅是發表評論而已,就被扣上帽子。而當時的社會正是壟罩在苦悶的氛圍底下,但台灣知識青年不能發表任何有反政府思想的論述,陷入多講一句話都可能會出事的兩難中,讓人敢怒而不敢言。

台灣青年擁有獨立思想,渴望當家做主

「台灣青年擁有獨立思想是很普遍的事。」蔡寬裕指出,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因經濟未起飛,年輕人不但沒有前途又時常受到外省人的歧視、打壓,導致台灣青年興起留學風氣,藉由在國外留學參與台獨運動,蔡寬裕同樣也是如此。

蔡寬裕表示,名義上雖是前往日本留學,但真正目的在於想了解台灣獨立運動的情況,他認為,台灣不能盲目進行運動,必須要先知道國際支持度以及可能性,從日本回台灣後,蔡寬裕更是以培養台灣青年擁有「台灣意識」為己任,再次投入教育工作中。然而,蔡寬裕在回台三年後,卻又因受友人牽連而再次入獄。

2020226_200227_0001蔡寬裕在回台三年後,卻又因受友人牽連而再次入獄。

友人牽連,再次入獄

蔡寬裕回憶,從日本回來,他行事低調,也避免群聚結黨,卻在1962年因公開批判政府的友人李森牽連入獄。他表示,當時對李森已經有所提防、減少來往,但蔡寬裕在李森被檢舉後,也因曾經提供對方一些在留學期間所得到的相關資料,成為整個事件的「主犯」。受到嚴刑逼供的期間,蔡寬裕為了避免事件擴大,而選擇承擔責任,最後才沒再繼續牽涉他人。

最為遺憾的「泰源事件」

泰源事件發生在1970年,為有動刀的軍事革命,對蔡寬裕而言,此事件的發生最為遺憾,面對夥伴的犧牲,更是讓他感到悲痛。蔡寬裕回憶,計畫在被迫半公開的情況下,他形容他們的作為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他也認為當時大家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更在自我犧牲的精神下而為之。雖然蔡寬裕曾極力反對在不利的地點進行軍事革命,但最後仍然選擇與他人同行不如同命。直至1975年,蔡寬裕才出獄。

蔡寬裕感嘆,當時的生活就像天天戴著面具一般,他描述,每天都有人死亡與消失,面對所有人都必須戴上面具,才是安全。蔡寬裕強調,白色恐怖對人民而言是恐怖的約束,有形的被害者是已經死亡,或是受過牢獄之災的人們,無形的被害者卻是整個社會,過去經歷更是影響著他們之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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