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校園]校慶失竊 外英分級失準 強修外英選課權受損

校慶失竊 學生被偷近兩萬-維安系統顯漏洞防盜意識待加強
外英分級標準不一失鑑別度-學測、指考、統測難度不同 學生程度落差大
強制修外英 日文輔系權益受損-宣傳不足導致申請遭阻 學生:還我平等選課權
社論:佔領台北與臉書政治
專欄-有你真好:志工夢發芽
專欄-名家語錄:化身採訪不是新聞噱頭

世新大學五五校慶當日,校園卻傳出偷竊事件,案發後,受害學生一同至警局備案做筆錄。

校慶失竊 學生被偷近兩萬
維安系統顯漏洞防盜意識待加強


世新大學五十五周年校慶,驚爆傳播大樓遭竊,近十名學生財物遺失。雖然校方在第一時間協助受害同學調閱監視器,但由於學校遭竊事件頻傳,新聞學系系學會會長范庭瑄質疑校方並無落實安全維護。

受害學生新聞學系一年級林昆慶說,「舞舞生風」比賽結束,發現多位同學遺失錢包,隨即通報教官。范庭瑄表示,新聞系就有五名學生受害,損失近兩萬元及私人證件。她認為,若學校的防盜措施未加強及偷竊案發後的處理不積極,類似案件將一再發生。除了防盜系統,宣導不足亦是失竊案頻傳的主因。行政管理學系系學會會長黃日群表示,雖然將重要物品留在教室且無人看守是學生的過失,但校方防竊宣導不足,造成學生輕忽自身財物安全。他認為,若校方能在此部分予以加強,不僅能減低失竊率,也能避免相同事件再次發生。

生輔組組長丁惠群對學生的說法感到無奈。她表示,教官室已在活動前,利用簡訊和電子郵件提醒學生及主辦單位應注意財物及人身安全,也在事發第一時間加派人手巡視各棟大樓,協助同學找尋竊賊。

九十九學年度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系學會長塗菁淳則指出,上個學期舉辦啦啦隊比賽時,就已發生類似的遭竊事件,教官雖有協助調閱監視器畫面,但因傳播大樓地下三樓的監視器有死角,無法清楚拍到重要畫面,恐造成防盜漏洞。對此,丁惠群回應,為維護上課隱私,教室內不能設置監視器,因此無法完整拍到兇手犯案過程,不過全校的監視器約達八百支,密度很高,能將大部分校區的安全維護做好。她補充,校方亦在體育室放置「防竊袋」供同學使用,每個袋子均附有鑰匙,學生可將貴重物品放置在內,若要取得裡面物品,除非有鑰匙否則就必須割破袋子,降低物品遭竊的可能性,只是同學的使用率不高。

針對校方事後處理方式,林昆慶說,希望校方除了協助同學備案外,更能在事後幫助同學了解調查進度,確認是否能找回失竊物。而對於頻傳失竊案的解決方式,黃日群表示,仍希望學校能加強宣導,並在活動開始前加派人手巡視校園,實質增強學校安全維護,而不是在事情發生後才亡羊補牢。【記者/李品萱、許均意、邱鈺雯報導】

外英分級標準不一 失鑑別度
學測、指考、統測難度不同 學生程度落差大


世新大學因應教育部「提升大學生英語能力」專案計畫,外文英文課程以「分級分班」方式進行教學,採用學測、統測及指考的英文成績作為評定標準。但上述三種考試難易度不一,公平性遭到質疑。

「分級分班」方式是根據教育部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公布的換算級距表,將全校新生的英文成績落點,以百分比方式計算,做為基本的參考指標。但新聞學系二年級學生謝宗諭認為,分班本意雖好,但應有更明確的評分標準。他舉例,開學後安排學生進行測驗分班,不僅彰顯其公平性,同時也符合學生程度。銘傳大學會計學系二年級學生陳靜誼也指出,該校外英分級比照入學分級考,再比對原先的大考成績作判斷。她認為,若只根據一種標準,容易發生分配班級與學生程度不符的狀況。和世新大學相比,舉辦測驗與多方比對,能更公平衡量學生的程度,進而分配到合適的班級。

對此,英文學系系主任黃裕惠回應,幾年前曾使用語言視聽教育中心的入學分班測驗,針對大一新生在開學第一周統一施測,但效果不彰。因為有些學生為求課程簡單,故意不以實力做答,造成分數不具參考價值。黃裕惠表示,若對分班有疑問的學生,可先向授課老師反應,經討論、溝通後還是覺得程度與原班不適合,再進行英語聽講的測驗,經過認證後,即可轉至符合自己程度的班級。

但傳播管理學系三年級陳姓學生反映,自己因指考失常被分配到能力不符的班級中,卻不知道能換班,認為校方在辦理轉班的制度上宣傳不足。再者,口語傳播學系二年級學生林芳瑀也表示,她因學測成績不錯被分至中高階班,但因暑假期間極少閱讀英文,導致開學後跟不上老師的教學進度,希望有更好的分級制度出現。

黃裕惠指出,過去學校的制度是讓各系分開上課,指導老師便可依據該系的專業知識補充相關應用,使課程更具完整性。但近年來,外英改為校定必修,老師無法依專業領域進行教學。她提到,「分級分班」制已採用四年,是目前學校實施最好的方式。【記者/陳致平、何文君、邱鈺雯報導】

強制修外英 日文輔系權益受損
宣傳不足導致申請遭阻 學生:還我平等選課權

【記者/陳致平、何文君報導】
世新大學為培養學生語言能力,訂定英(日)語為校訂基本核心能力,但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新聞學系、傳播管理學系、資訊傳播學系、口語傳播學系五系,卻強制學生修習外文英文,其他系別的學生卻可以英日二擇一,對此,有學生表示制度有缺失,將影響日後雙主、輔修日文系權益。

根據日文學系雙主修與輔系條件,學生須修過外文日文及日語聽講才構成資格。而此五系學生大一時被安排修外文英文,但校方卻未告知學生可另外選修外日,導致升上大二時,欲申請雙主、輔修日文系時因條件不符遭拒。新聞學系二年級張姓學生認為,新聞系雖注重英文,也不能剝奪學生選擇日文的權利,希望擁有相同的競爭機會。

針對直接安排此五系學生英語課一事,日文學系系主任沈榮寬表示,此舉是由各系自行決定,學校在排課前,會以課程調查的方式,詢問各系是否需要日文課程的選修,倘若他系有意加入,再由日文系協助處理,並未干預各系的安排。
校方規定可在第二階段選修日文課程,張姓學生對此反應,學校並無清楚向學生說明第二階段開放加選的制度,造成錯過加選機會,也希望日文系能考量大一無修習日文而不能輔修的學生,開放申請輔系。

沈榮寬表示,目前處理此制度缺失的方式為,學生提出檢定證書及相關作品之證明,而無法提出證明者,需要經由日文系老師親自口試來考核基礎日文能力。否則,學生只能在大二時補修日文課程,將申請順延至大三以後。對此,圖文傳播學系二年級蔡弦則認為,讓學生提出檢定證明或是用口試方式才能選修太過為難,學生選修日文課就是想學習,若要提出檢定證明或參加口試才能修習外文日文,就無選修的必要性。

至於日文雙主修、輔系修業資格宣導部分,教務長蔡念中說,教務處僅負責校內事務統籌,執行權則下放至各系,但因各系行政人員不足,導致宣導執行上的缺失。對此,他表示,將會進行督促並透過老師或系網來告知,避免造成學生選課權益受損。



社論:佔領台北與臉書政治
自「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在九月發起以來,即星火燎原地一路從美國本土延燒至南美、歐洲及亞洲,10月15日當天,台灣最顯著的資本主義象徵「台北101」底下,也聚集了幾百位經由臉書(Facebook)號召自發而來的民眾,同步響應全球各大城市串連的示威行動。

這場名為「佔領台北」的行動,最特出之處在於以「臉書」作為唯一討論、動員和擬定方針的平台。有趣的是,臉書上的粉絲專頁累積六千餘個「讚」,但實際到台北101的佔領人數卻不到三百人;「佔領台北」標榜「去中心化」的理念,宣稱人人都是領導者,享有同等的匿名發言權利,卻導致版面混亂、訴求矛盾──那麼,其究竟是開闢一條新的抗爭路線,還是暴露網路社運的侷限性?

要解答上述的疑問,首先必須回到臉書這個媒介上。無疑的,臉書已成為這個世代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我們運用它傳播和接收各類訊息,追蹤朋友的近況、偶像明星的動態,甚至對大大小小的政治議題「按鍵」表態。而問題的核心就出在「按鍵」的動作──它到底算不算一種政治參與?

當臉書並列著各種邀請,要你參加反對恐龍法官、嗆聲世新大學選課系統,或是三不五時發動的人肉搜索行動(如「捷運翹腳女」引發的道德公審),而代價只不過是動動滑鼠按下「參加」的選項,「佔領台北」就算有再深層的政治意義,也顯得跟其他活動一樣廉價。套句傳播學者麥克魯漢的老話,「媒介就是訊息」,臉書此一媒介形式已經決定了它的內容,它作為日常社交娛樂的本質,使得任何議題的嚴肅性都被沖淡,事件的脈絡被簡化,邏輯被情緒所取代──這些條件使得臉書難以成為理性溝通的公共領域,反而淪為民粹主宰的舞台。

所以,臉書的政治是一種最膚淺的政治;「佔領台北」在虛擬空間的對話,搬演到社運場域,立刻凸顯出其論述貧血、訴求空洞的問題。然而,群眾已經意識到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義,也具有足夠的行動力,當務之急是切斷臉書的制約,產製更完整的論述,提出更具體的訴求,規劃更有組織的行動;如此一來,「佔領台北」才能從快閃的次文化,進化到真正的社會革命。

專欄-有你真好:志工夢發芽
「幫助別人也是幫助自己。」目前就讀世新大學新聞學系三年級的朱鳳治說,由於擔任社會服務團社長一職,她曾參與多數志工活動,包括社區服務、國際志工、營隊活動等。

朱鳳治表示,因為對小時候曾參加的服務性營隊印象深刻,所以種下日後擔任志工的因子,而選擇進入新聞系,也是為了替弱勢發聲。今年暑假她隻身前往馬來西亞成為國際志工,與當地的服務機構合作,擔任義診的助手並對弱勢家庭進行訪問。她說,出國前看到關於無國界醫師的書籍後,認為「愛是不分國籍的」,付出不該只限於特定國家,也因此打消原本執意去非洲服務的觀念。

擔任國際志工的期間,最令朱鳳治印象深刻的是家訪時,藉由認識「環保屋」教導一名小男孩環保的觀念,但小男孩開口的第一句話竟是「環保是一間房子嗎?」這個舉動,讓她非常驚訝,孩子竟然連「環保」都不了解,可見教育的水平低落。另外,她也提及,曾至吉膽島進行義診,島上有位母親因為手術而昏迷了整整一年,但家人並未妥善處理,讓這位媽媽身上滿是充滿異味的瘡疤,傷口帶來的惡臭令她畢身難忘,因此了解到醫療的重要性,也堅定她成為志工的信念。

朱鳳治說,社福團每年都會到偏遠山區去做為期十天的營隊,並不定期與基金會或養老院合作。她回憶,有次帶營隊,發現隊伍中有位小朋友的衣服不曾更換,所吃的早餐也是營隊煮剩的午餐,才因此得知他的家境貧困,每天都要自理生活雜事。看到小朋友這樣努力的過生活,才讓她體會自己有多麼幸福。

朱鳳治說:「感動能一直延續下去,在服務不同的對象時,也會有不同的感動。」參與過許多的志工活動,讓她擁有他人沒有過的經歷,更藉由這些歷練,改變自己既有的生活態度,不再怨天尤人。朱鳳治打趣地說:「若是沒有接觸過志工的領域,或許我每天最大的煩惱就是午餐要吃什麼吧。」

朱鳳治表示,未來想成為一位非營利組織的行政人員,幫助更多世界上的人。社福團也計畫之後另組國際志工團隊,初步規劃是前往大陸地區服務。她說,當志工沒有標準,也期望更多人能加入這個行列,體會服務人群所帶來的感動。


專欄-名家語錄:化身採訪不是新聞噱頭
化身採訪雖是採訪方式的一種,但它是非常態的採訪方式,祇有在常態採訪方式難以獲得事件真相時,記者才不得不以化身方式完成採訪任務。例如,記者想深入瞭解超商店員的工作與生活,但常態採訪,比方說抽樣採訪幾位店員,卻祇能得到皮毛資訊,記者於是決定隱匿身分去超商應徵店員,親身體驗店員的生活種種,然後再根據親身經驗撰寫報導,這就是化身採訪。

但化身採訪是為了深度報導,屬於調查採訪的一種,因此記者的化身時間就不能也不應該太短,類似「一日化身」這樣的採訪方式,不但純屬噱頭,也扭曲了化身採訪的價值。新聞史上有許多知名的化身採訪案例,其中有兩個案例最具代表性:

第一個例子是:愛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是知名專欄作家,有博士學歷,她在五十七歲那年,決定以化身採訪方式,調查美國低收入者的貧窮實況。她看報紙應徵工作,前後做過在餐廳端盤子的女侍,在療養院餵食老人的看護,替有錢人打掃住家的清潔工,以及在超市負責整理貨品的店員。

愛倫瑞克化身期間拿的工資,最高每小時八元美金,最低五元,平均每個月祇有一千元左右收入,扣掉房租、吃飯與交通費用,每月僅剩二十塊錢。她在四個城市工作過,沒人知道她原來的身分,但重要的是,她化身採訪的時間長達兩年。她後來替《哈潑》雜誌寫了一篇化身採訪報導,也寫過一本暢銷書,詳述勞動窮人討生活的血淚辛酸。

第二個例子是:柯諾瓦(Ted Conover)是自由撰稿記者,他曾經為了調查採訪非法入境美國的墨西哥移民,而化身偷渡客,跟著墨西哥農場工人四次偷渡邊界,也跟他們在偷渡後一起非法打工;為了調查里斯本上流社會的奢靡生活,他也化身當了幾個月的計程車司機,到處搭載趕赴派對狂歡的名人。

但他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化身採訪,卻是應徵當獄卒,調查監獄管理實況。他化身工作的紐約辛辛監獄,專關重刑犯,犯人有七萬人,獄卒有兩萬人,他每天過的是穿制服、帶警棍、看管犯人的生活,獄卒該做的事,他一樣也沒錯過。柯諾瓦在監獄待了將近一年才辭職離開,後來替《紐約客》雜誌寫了一篇長達數萬字的調查報導,揭發辛辛監獄管理囚犯的黑暗面,並且促成紐約獄政的改革。

愛倫瑞克與柯諾瓦的化身採訪,有幾個共同點:其一,化身時間都很長,短則一年,長達兩年;其二,他們化身採訪的題材,都是那些「在社會意義上很重要,在媒體報導上卻被忽略」的底層階級故事;其三,他們在化身採訪後所寫的深度調查報導,都受到社會矚目,並且引發改革。

如果愛倫瑞克或柯諾瓦在台灣當記者,可以想見他們絕對不會化身酒店小姐,更不會祇化身一天之後,就敢標榜化身採訪而大肆報導,這不但是對化身採訪的無知,也是媒體的自甘墮落。但讓人感嘆與無奈的卻是:台灣新聞界大概永遠也不會出現一個愛倫瑞克或柯諾瓦吧。
(筆者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客座教授王健壯)

[本文同步刊載於新聞人正期刊288期二版,點下圖可完整瀏覽報紙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