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林芷君、蕭沁梅、吳靜怡 首圖／取自unsplash】
搖滾充斥著1990年代的Live House，直率且具有草根性的地下音樂場景，為現今台灣音樂文化紮根。然而面對消防、建管上的挑戰，以及時代變遷的物是人非，使得部分Live House陸續熄燈。透過政府協助與自我摸索，現今Live House已逐步找尋出專屬自己的生存方式，直至今日，Live House依然作為台灣獨立音樂人的搖籃。
孕育文化的舞台熄燈 多間Live House面臨歇業
台灣音樂文化底蘊深厚，其中Live House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Live House的舞台，讓一群懷有音樂夢想的人們能夠一展自己的才華，也讓樂迷有一處能夠尋覓靈魂的共鳴，並結識志同道合的友人。不過，隨著時代推移，Live House的經營也面臨挑戰，使得觀眾及樂手在Live House把酒言歡的景象已成過往，當時的模樣，僅留存於部分群眾的回憶中。
1990年代，許多「音樂酒吧」開始提供獨立音樂人表演舞台，搖滾逐漸佔領台北街頭一隅，不過，這些展演場地在當時並無標準名稱，千禧年後便被稱作「Live House」。Live House孕育許多知名音樂人，也推動台灣音樂圈的進程，然而時至今日，Live House的經營面臨都更、疫情及與房東續租等原因，迫使台北三間Live House於今年歇業。
年初之際，位於公館商圈的Live House——海邊的卡夫卡（下稱卡夫卡）所在店址因面臨都更而熄燈，創辦人陳瑞凱憶起17年前身為樂團1976的主唱，儘管當時樂團發展相當成功，但考量生活與經濟間的平衡後，他明白不能僅憑一腔熱血留在藝文行業，於是在樂團主唱之外，更肩負多重身分，同時兼任卡夫卡的創辦人。
位於公館商圈的Live House「海邊的卡夫卡」因面臨都更而歇業。（圖片：海邊的卡夫卡提供）
卡夫卡見證許多樂團及歌手誕生，也乘載許多老樂迷的回憶。卡夫卡收店後，陳瑞凱坦言，「我以為我會覺得很可惜，但我沒有。」反而多出更多時間參與音樂活動。不過他也語帶保留，透露自己仍在尋覓有緣之處，卡夫卡未來也許會以嶄新的樣貌回歸，並期盼能遇見新的夥伴、寫下新的故事。
逝去充斥酒與笑的年代 Live House不復的浪漫
Live House讓歌手及樂手們有空間能將自身的情緒與想法，透過現場音樂傳遞給聽眾，拉近彼此的距離。獨立樂團孤寂輔導室團長承佑分享，某次樂團演出時銷票狀況慘淡，台下觀眾寥寥無幾，因此陷入迷茫與懷疑。直到表演結束後，有位樂迷親口向承佑分享，自身受到樂團歌曲相當大的安慰，樂迷真切的回饋使他忘卻原先的煩惱，找回玩音樂的初心。
承佑曾經在Live House表演時受到樂迷鼓勵，因而喚回玩音樂的初心。（圖片：承佑提供）
最初Live House是透過搖滾樂來連接樂手與觀眾間的情感，Roxy Vibe作為台灣早期Live House先驅之一，閃靈、董事長樂團、濁水溪公社等老樂團都曾在此演出。Roxy Vibe創辦人凌威遙想起1997年的夜晚，當時樂手表演完後，會留下來跟觀眾一起喝酒、聊天，把歡愉的氛圍延續到太陽升起。他更透露，在那年代若想接觸、進入搖滾音樂圈，就必須親自走到現場，才有機會融入其中。
樂手與觀眾共榮共存的光景已成過往，凌威將近半輩子的時光都奉獻於搖滾樂，如今卻不打算再經營Live House。他坦言，隨著歲月更迭，聽眾與音樂人間的距離逐漸擴大，現今觀眾往往在樂團演出結束後人去樓空，樂迷與樂團之間不再充滿緊密的連結，氛圍的轉變消磨掉了他的熱血，他明白，這些逝去的回憶終究是只屬於那個年代的浪漫。
場地經營問題四起 難與時代抗衡
Live House除了是許多音樂人與聽眾建立情感聯繫的地方，對於創立Live House的人來說，也是實踐夢想的所在地。然而，經營一間Live House不僅要克服消防、建管等長期的挑戰，還要配合時代變遷做調整與轉型，使部分Live House在長期累積下營運困難而陸續熄燈。
Roxy Vibe及女巫店都曾是有名的展演場地，但當時若想經營一間Live House，產業的分類方式為需面臨的首要問題。文化局文創發展科規劃師葉衛璇說明，Live House原先被歸在八大行業中的視聽娛樂業，而根據內政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若設立在住宅區將被視為違法，營業範圍也會因此受限。直至2010年，經濟部商業司增訂音樂展演空間業，Live House不再是八大行業中一部分，也脫離原本的灰色地帶，逐漸找到專屬位置。
台北市大多為住商混合區。（圖片：取自unsplash）
即便Live House經修法後得以在住商混合區營業，仍需與周遭居民達成良好共識。長期研究獨立音樂的作家熊一蘋表示，早期的Live House經常遇到住戶向警察反應噪音污染，引起三方的衝突與摩擦。凌威也分享，前幾年因疫情導致觀眾數量不多，加上附近住戶對於噪音、菸味等問題不諒解，造成經營困難。
撇除產業分類與住戶磨合問題，主要獲利項目也是造成Live House倒閉的主因之一。位在中正紀念堂周邊知名酒吧兼Live House——Revolver的活動企劃阿丹（化名）表示，倘若只依靠樂團表演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容易使業者提高表演者租場的門檻，樂團與藝術家們便會減少舉辦表演的意願，導致各方需求無法達成共識。
除了內部營運外，外部經營還包含消防與建管，陳瑞凱回憶道，2011年台中阿拉夜店大火死傷慘重，使得全台針對展演空間的消防建管規範意識提升，當時店內也被要求打掉一扇落地窗做消防梯，並開通三個出口才能符合營業規定，隨後又因地下社會的建管、合法化引發抗議行動。陳瑞凱坦言，對於消防與建管層面的安全疑慮，許多業者難以符合當時嚴格的規範。
陳瑞凱回憶起當年阿拉夜店大火，心裡依然頗有感觸。（圖片：海邊的卡夫卡提供）
消費模式轉變 表演淡化與觀眾連結
隨時間流逝，觀眾的心態與消費模式，以及樂團表演與音樂呈現方式也逐漸產生變化。凌威認為，觀眾與樂手的互動是Live House的主要靈魂，過去的Live House不僅僅是表演空間，更是一場音樂人的交流盛宴；而現今的Live House猶如電影散場，尤其表演結束後五分鐘內現場觀眾已寥寥無幾，他感嘆，「那個感覺確實是不一樣了」。
近幾十年台灣音樂圈不再單純追求音樂，還包含商業、政治的介入。根據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顯示，2019年音樂節慶表演所佔的場次比例為一般音樂活動的兩倍，阿丹表示，在場次逐年增多的情況下，政府大量投入金援、標案興起，導致音樂祭過載，民眾體驗疲乏，使得Live House等小型表演受到壓縮與威脅。熊一蘋也提到，當欣賞Live House的人減少，定期表演的次數可能因此降低，淡化與觀眾的連結性。
改變經營模式和土地歸屬 開闢Live House嶄新之路
因涉及公共安全與消防建管問題，Live House在經營路上步履蹣跚。然而，現今Live House多採取複合式經營，透過結合酒水、餐食，逐步摸索出屬於自己的生存方式，讓店家在收支平衡的情況之下，仍能足以負擔「樂團搖籃」的角色，提供新人樂團累積臨場經驗的機會，避免深耕多年的地下場景淹沒於時代洪流之中。
現今Live House業者須結合音樂教室、酒吧、餐食等主要獲利項目以穩定營收，使得場館多數採複合式經營。葉衛璇表示，多元複合的經營樣態須符合所有相關法規，相對而言標準較高，加上過去登記營業項目的標準寬鬆，因此台北市商業處為從源頭幫助業者符合規定，於2020年開始提供預審機制，幫助業者在選址送件後，預先了解該地區可營業之項目。
大多Live House業者結合酒吧，透過複合式經營穩定收支。（圖片：取自unsplash）
台北的土地分區主要以住商混合的型態為主，並非每位業者皆適用同種規範。葉衛璇補充，從2015年至今，文化局皆有提供相關輔導機制，委託顧問公司協助有需求的業者，並給予展館個別審核的機會。她以位於大安區的Live House樂悠悠之口為例，雖然座落住宅區，但大樓皆為辦公所用，實際上並無住戶，因此文化局為因應類似特殊情況，以實際環境調整審認標準。
如今台灣音樂產業環境多元豐富，相較以往，舉辦音樂祭與演唱會的風氣盛行，在觀眾擁有多元選擇之下，Live House反倒因此逐一被寫入獨立音樂的歷史中。阿丹表示，政府若予以地方Live House更多支持，民營展演空間與樂團會以更自然的形式獨立發展，為城市增添隨性與草根的文化樣貌。而熊一蘋也認為，若能加強宣傳Live House的重要性，以及讓擁有知名度的樂團至各縣市舉辦演出，可增加觀眾至Live House欣賞演出的機會。
音樂祭成為大眾的娛樂選擇之一，壓縮Live House生存空間。（圖片：取自unsplash）
落實音樂即生活 為地下文化帶來激盪
「場景之所以是文化的來源，關鍵在於它必須是一個有共同創造出東西的社群。」熊一蘋觀察到，以往樂迷之間關係緊密，也易受樂手激勵而一起玩團「創造場景」，現今因人與人的距離逐漸拉大，消費者反而與樂手各自發展文化。他表示，Live House陸續熄燈將導致日常性演出的減少，也會使得次文化變豐富的機會變得貧瘠。但熊一蘋也認為，或許新世代創造文化的來源不一樣，在網路或其他地方也可能產生想法激盪，創造新文化。
回憶起過去在地下社會聽團的畫面，熊一蘋感慨地說，每當走進Live House 感受到聲波震動打在身體上時， 彷彿能重新感覺到對於音樂強烈的喜愛，與在大型Live House與體育館欣賞演出的體驗有著天壤之別。「地下室又冷又擠的窄小空間能限縮視覺，撼動身心的音樂讓觀眾特別容易入神。」即使世代看似越來越遠，熊一蘋盼望終有一天，台北能擁有像東京高圓寺般高密度成熟發展的Live House，落實音樂即生活的理念。
凌威認為Live House是音樂文化茁壯背後的推手，無論世代如何變化，仍保有其存在之意義。（攝影：吳靜怡）
在時代鉅變下，地下音樂場景或許與過去多數人記憶中的模樣已不相同。凌威表示，如今台灣搖滾之聲非常成熟， 但成熟是來自於過往Live House的灌溉跟成長，若這個世代缺少Live House，往後恐怕是一個顛倒的局面。他認為展演空間之所以成為扶植樂團的助力，是因創造出樂手互相砥礪、激盪的空間，才得以碰撞出活力與火花，不斷為台灣音樂文化紮根，因此即便音樂表演盛行，他仍期盼Live House在其中保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