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闗淨尹、王詩婷、呂品萱 首圖／Pixabay】
依勞動部統計至111年4月底資料顯示，前來台灣從事家事移工人數高達22.6萬，已然形成龐大族群，然而他們的權益並未因此獲得重視。遭受僱主暴力的家事移工人數不斷上升，由於經濟與語言因素，移工面對暴力時多選擇隱忍，且應保障員工權益的仲介並無提供協助，大量黑數無法被揭發，導致移工只能另尋其他求助管道以保障自身權益。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下稱勞協）研究員陳秀蓮指出，家事移工最常遇到的性暴力案件，從言語騷擾到肢體上的觸碰都曾發生，嚴重甚至長期遭性侵害。由於多數移工來台時已負債8至15萬，加上3年需支付6萬仲介費，他說明，在背負經濟壓力與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大多移工無力反抗僱主，更難為自己發聲。
被迫「隱忍」 向外求援反遭責罵
看護移工阿努（化名）憶起自己曾受僱主性暴力對待近2年，起初他本對於男性被照顧者（下稱阿公），有意無意觸碰他的胸部與屁股不以為意，直到觸碰頻率太過頻繁，每天至少2次以上的不當行為，才驚覺不對勁。事後阿努告知僱主與家庭中其他成員，自己長期遭阿公言語及肢體侵害，卻被認為說謊，且家庭成員甚至對他惡言相向，經常指責他只是想換僱主也不認真工作，甚至禁止他聯繫其他家事移工，等同斬斷阿努向外求救的機會。
依照慣例，仲介公司需定期關照移工工作情況，然而阿努表示，仲介公司指派的中文老師雖有電話關心，卻一再勸他忍耐，後續又以「已告知仲介」哄騙過去。由於阿努經歷超過一年的求助未果，隨著中文能力提升，才決定聯絡仲介，訴說長期遭受性暴力的狀況。然而，仲介不但無意給予幫助，甚至持續要求阿努隱忍、不要大驚小怪，這時的他才認清唯有靠自己，才能逃出求助無果的輪迴。
當受害的家事移工無法從仲介得到實質協助時，往往選擇撥打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由於母國的仲介公司曾告訴他可通報1955專線，因此阿努鼓起勇氣聯絡，盼能結束長達兩年的痛苦經歷。在1955專線人員告知仲介公司阿努受暴情況後，經過單位的施壓，仲介公司才願意處理阿努權益受害的問題。
然而，阿努被仲介帶離僱主後，原以為終於可以擺脫性暴力陰影，痛苦卻不減反增。仲介不僅無特別關心他的受暴情形，反而強烈辱罵並指責他向1955求助的行為，事後還藉由提醒他來台積欠的債務，作為經濟壓力威脅。即便阿努遭性暴力後內心受創，對於再次接下家事工作深感恐懼，但迫於積欠債務的壓力，只能向仲介妥協，再次投入家事勞動的市場中。
阿努看護者性騷擾，要求中介幫忙後隱忍。（圖片：取自Pixabay）
除了受暴外，當移工面臨沒食物吃、沒地方睡等攸關生存問題時，仲介也不會提供協助。陳秀蓮坦言，多數仲介不會主動關心移工工作情況，更不會在移工受虐時給予幫助，大多是有嚴重紛爭時才出現。他建議，家事移工若遇受暴情形，能求助勞工組織、非政府組織及1955電話專線等管道。
移工受暴尋救援 部分仲介處理消極
現今移工在僱主家中遭到暴力對待或是性騷擾後，往往會優先聯絡仲介，但是部分仲介多採消極態度，更甚者將責任推給移工。而移工若無法從仲介方取得實質協助時，大多撥打1955專線求助。然而，移工尋求公部門幫助後，可能造成仲介公司的評鑑分數因而變低，導致移工時常遭到仲介責怪。
家事移工由於工時長、不固定，且生活環境即是工作環境，因此若移工在家中遭受暴力對待，往往難有躲避的機會。加上仲介公司為家事移工來台的第一道窗口，當移工遭受不正當對待時，通常會優先請求仲介協助，卻常常事與願違，無法得到有效幫助。
資訊落差難弭平 移工成制度下的犧牲品
來到台灣的家事移工在仲介制度下難以受到保障，桃園群眾服務協會常務理事杜光宇說明，許多家事移工來台前須支付高額仲介費用，加上來自異國的移工並不如仲介了解台灣法規，在資訊落差的情況下，使家事移工長期處於弱勢。陳秀蓮補充，由於台灣移工政策採許可制，表示僱主有權掌握聘僱移工的數量，在此制度下，當移工與僱主發生糾紛時，仲介公司往往會為了不被客戶更換，因此優先維護僱主利益。
然而仲介對於協會救援受害移工的態度，也因公司規模有所不同。杜光宇解釋，協會在與受害移工所屬仲介的協商案例中，大型仲介公司多認為從移工輸出國另尋人力補足空缺即可，因此願意由協會把移工帶離僱主家，並提供後續協助；但中小型仲介公司收入來源多仰賴家事移工的仲介費，若頻繁替換移工易使該公司失去僱主信任，因此協會與仲介公司的協商過程繁雜，更難以順利救援受害移工。
若移工在長期遭受僱主不正當對待後選擇申訴，則需要耗費時間與金錢成本。儘管移工已向勞工局申報受暴狀況，但依照法定程序，公部門仍需要先聯絡該移工之仲介。杜光宇舉例，曾有一名台中市的移工在等待協會前去協商的過程中，仲介先以移工的劣勢威脅「若繼續申訴下去，很有可能會沒工作」，使移工在協會到場時即放棄申訴。
移工與僱主僱傭時，仲介通常優先維護僱主。（圖片：取自Pixabay）
成為性犯罪受害者的身分讓移工更難以啟齒，除了需要勇氣說出來，還需承受不被僱主家人或仲介信任的壓力。即便移工選擇走司法程序，卻時常迫於沒有直接或相關的證據，證明移工所述內容為真，最後淪為移工與僱主各說各話。陳秀蓮舉例，曾有仲介在進入司法程序前，威脅移工母國家人，若繼續堅持打官司，將可能面臨坐牢或遣返下場，使他們放棄提告。
「1955」制度枷鎖 難成保命符
受害移工若無法從仲介方取得協助，多數轉往撥打1955專線，但移工在撥打後仍會遭到仲介責罵。阿努說明，由於政府對於從事跨國人力仲介公司有開設服務品質的評鑑制度，若是經1955通報後仲介不迅速處理，易使仲介公司的評鑑分數變低，導致仲介公司普遍不希望移工採取此管道。
「若公司後續因你撥打1955，而影響到公司運行，也將無法提供你工作，只能遣送你回國，使你背上更多債。」阿努無奈地說。原是立意良善的通報專線，卻因仲介制度背後的重重枷鎖，讓移工在行使正當權利時遭到責備，使其新生更多壓力。
移工飽受僱主暴力 民團擬出立法草案
家事移工在台灣受僱主暴力、性騷擾等案件層出不窮，因此勞協在幾年前提出《家事服務法》草案，盼能為移工爭取合理的勞動條件。不僅應讓移工在勞動市場中自由競爭，還可透過攝影展等的藝文活動，使社會了解家事移工在台處境，隨之而來的社會輿論也會讓勞動部產生壓力。
「尋求仲介幫忙時，希望他們的態度可以再積極一點。」阿努坦言，只要是移工有意更換僱主、或無關金錢的問題，仲介多半不予理會，或一再拖延直到移工無法忍耐，直到向1955求助仲介才願意出面。不過阿努是少數有被1955救援的個案，仍有許多移工求助無果。對此，杜光宇建議，1955應設立外部監督單位，供民團審核其效果。
台灣勞工協會移工抗議權益遊行。（圖片：張榮隆提供）
然而，本國勞工在遭遇僱主不合理的對待時，可受《性別工作平等法》保障，僱主接獲通知須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替受害者發聲，而國人勞工也能選擇換工作。但外籍移工有相同的遭遇時，卻沒有法律保護，也無權轉換工作、終止契約離開僱主，因此針對移工相關法規，目前勞協也積極推動《家事服務法》草案。
根據《家事服務法》草案第12條第3項「僱主對勞工實施暴行、性侵害、性騷擾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勞方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可使遲遲等不到救援的移工有法律能逃離危險環境並保護自己。陳秀蓮也表示，政府若開放移工有自由轉換僱主的權利，移工就能在性騷擾或暴力發生初期有效阻絕未來更嚴重的虐待，如此也能保障家事移工的權利。
蒐證求自保 團體力量爭權益
移工雖能透過撥打1955尋求幫助，但若移工遭僱主限制行動，恐造成受害移工無法於第一時間向外界尋求協助。對此，陳秀蓮建議，移工可先利用手機錄影、錄音的功能蒐證，或書寫日記紀錄事發經過，皆有助於移工在日後提起申訴時，能夠憶起當時情形外，也可避免在法庭上的說詞前後矛盾。
除透過法律以及自我蒐證來保護家事移工，陳秀蓮提及，移工也可藉參與遊行、記者會等相關活動，為自己挺身而出，而勞協舉辦的攝影工作坊，透過紀錄片讓大眾了解家事移工在台處境，且關注他們在台的工作權利。他也認為，勞動部應架設管道幫助移工脫離仲介的掌控，並且期望《家事服務法》草案通過後，家事移工休息時間能法定化，避免工作超時的情形一再發生。杜光宇則期盼，移工自主組成工會，透過自身力量爭取受損的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