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專欄】那一天，我在法庭上與檢察官對槓

我參與過本案刑案部分的最前面小一段，當時我在庭上，還與檢察官發生言語衝突，所以印象深刻。但我真正感慨的是，美國司法制度中，檢察官與律師在庭上發言的可信度大大有問題。

我參與過多次陪審員出庭待命候選，最長的是九天，遠赴比佛利山法院，最後還沒有被中選。唯一全程參與審判裁決的歷時四天。2015年這次好像是三天，我是最後一個被踢出來的陪審員候選人。

檢辯雙方在決定12位正選陪審員、2位備選陪審員之前，必須從上百位人選中，選出他們認為對己方最有利的人選，排除有利益衝突、先入為主偏頗立場、本身或親朋好友曾是犯罪受害人或曾被刑定罪，或單純看某人不順眼等等，但檢辯任何一方認可的人選，可被對方無條件剔除，法官也有權更換。所以組成一個14人陪審團很不容易，需要三至五天，甚至更長，都很常見。

那天我是最後一批被叫進法庭內，接受檢辯雙方質詢的候選人，除了回答一份制式問卷之外，雙方律師還會逐一質詢候選人。

由於時間有點久，細節不記得，檢察官問我的問題大約是，如果在速限65哩的路段，駕駛人開到66哩，應不應該被開罰單之類的問題。

但在洛杉磯開車的人都知道，沒有人會在65哩的路段開65哩，這種問題拿到刑事庭上來作比喻，非常之愚蠢。我一聽，火氣就上來了。

檢察官的原始動機，我能理解，很可能是在法律界定的範圍內，只要符合罪成的定義就該被定罪，那怕只是違法之處不甚嚴重亦同。但性侵這種大事，怎能用超速一哩這種情況來類比！

檢察官提出問題後，還絮絮叨叨的講了一大篇道理，最後再補上一句：「我並不是在壓迫你！」(I am not pressing You !)

本人的脾氣向來很火爆，在他說完最後一句後，還沒等法官示意我可以回答，我立馬很不高興的回懟檢察官：「你這就是在壓迫我！」(You are pressing me ! )然後也講了一篇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好像很少見我這麼兇的陪審員，而且我是當天唯一唱反調的陪審員。

檢辯雙方都沒有再對我發問，但也沒有主動把我踢出去。然而我是最後一批候選人的最後一個，在我之前，雙方恰巧補滿了14個陪審員的名額，我就成了「編餘人員」。法官當庭宣布我被解除召集，可以回家了。

我離開陪審員席走出去時，還狠狠瞪了檢察官一眼，而檢察官則微微向我點了一下頭。

當天我離開法庭後，審判程序立刻展開，檢辯雙方開始開場陳詞，想當然爾，檢方一定會說，被告如何如何有罪，辯方則會強調，在沒有足夠證據之下， 被告是無辜清白云云。

我因為參與過一小段，所以也盯著新聞發展。沒想到全案審了幾天，突然教練被告與檢方達成認罪減刑協議，以180天刑期成交，全案停審，前面大費周章的選擇陪審員、傳召證人、檢辯雙方陳詞等等，全部白忙一場。

美國有大約八成以上 (具體數字要再查)刑事案件是以認罪協議方式結案，也有不少案件是審到一半達成協調，所以也不算太奇怪。

但弔詭的是，那些開審之後才達成認罪協議的案子，檢辯雙方都會力陳被告是如何的有罪或無辜，而一旦達成協議，律師們前面那些在法庭上說的話，就變成了十足的謊言，或者至少是「打了折扣」的事實，非常諷刺。

以該案而言，如果該田徑教練如果是清白的，為何律師要在庭上宣稱當事人是無辜之後，又同意認罪？這種自打嘴巴的事，每天都在法庭上演。

雖然很多認罪減刑的案件，有法律實務面與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量，但我始終認為，法律在很多情況下只是選擇性的正義：被宣告無罪的人，並不等於完全清白，反之亦然。(Not guilty is not necessarily totally innocent, and vice versa)